张文木中国的能源安全与可行战略

对能源消费大国而言，能源安全概念直接与能源供给的程度相联系。一国的能源安全程度将直接由该国能源供给对能源需求的满足程度来确定。自近代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发展问题，更多的是能源问题。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每次能源危机过后，接踵而来的就是经济危机。

长期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在相当的程度上受到能源供求关系的制约。年我国开始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年中国原油进出口逆差出现。此后中国开始意识到能源安全问题。

年是中国政府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国家发展目标的一年，也是国际能源出现危机的一年。伊拉克战争后，国际能源形势骤然恶化，国际油价创历史最高水平。与此同时，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对外依存度及相应风险也持续飙升。这不可避免地要影响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发展目标的实施。为此，未雨绸缪，加强中国能源安全的研究并制定可行能源发展战略，将直接关系到国家发展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01中国能源安全的基本矛盾

（一）经济多极化发展引起的能源消费与需求不平衡运动是当前国际能源体系的基本矛盾

资源问题本质上就是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永是围绕着人类基本的生存问题。“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紧张程度往往是国际资源紧缺程度的反映。

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占据高势能经济地位的优势国家对全球或地区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控制和汲取的过程。在中世纪，农业是占优势地位的生产方式。土地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资源，人口是生产的基本动力。地多粮就多，人多税赋来源和兵源就广。兵多粮多，国家就强大。因此，这时国家崛起和帝国扩张的过程基本都是掠夺土地资源的过程。近代资本大国崛起和资本帝国的扩张，在不同的时期对资源有不同的需求。

在资本主义早期，市场是资本国家崛起的稀缺资源，于是就有了资本中心国家用血与火开辟殖民市场的历史。这一时期，国家力量的大小是以殖民市场的拥有量为标志的。在当时各资本主义大国中，英国是领土最小，而拥有殖民市场最大的国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维持几百年的日不落大不列颠帝国。

为此世界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70年代，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并成立了主权国家。80至90年代，这些独立国家，尤其是以中国经济为主动力的亚洲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并在这种发展中为西方资本中心国家提供了拥有巨大潜力的新兴市场。由此造成生产力在北美、欧洲，特别是亚洲的巨大发展，这使国际资源需求由市场转向常规矿物资源。这样，常规矿物资源，尤其是其中可作动力燃料的能源，便成了这一时期国际间激烈争夺的稀缺资源。如下表所示：

世界及各地区一次能源生产、消费量及地区所占世界生产消费总量比重

单位：标准煤万吨

由表一可知，从-年间，世界能源生产总量大于消费总量，这说明，世界能源生产与消费在总量上不存在短缺性矛盾。从另一面看，世界能源消费与需求发展的不平衡日益突出，消费重心与需求重心日渐出现分离。消费增速较高的地区，大多都不是消费总量较大的地区。

原来欧美为世界能源消费大户的同时也是需求大户，到20世纪末欧美仍保持消费大户的同时，亚洲已成为能源需求力最旺盛的地区，亚洲地区生产和消费总量年至年间分别增长37.3%和45%；欧洲分别为.1%和49.4%；北美地区分别为8.2%和17.3%。其中，欧洲、亚洲能源生产消费增速最快，亚洲能源消费增长远远快于能源生产的增长，而北美地区在保持能源消费大户地位的同时，能源生产缓慢，远远跟不上消费总量的增长。世界能源需求中心正在从欧美地区向亚洲地区转移。而在能源消费构成中，即以原油的液体能源消费最快，其中亚洲液体能源消费增速远远高于北美、欧洲两大地区。如下表所示：

世界及主要地区能源消费构成

单位：标准煤万吨

这种国际能源消费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尤其是亚洲地区能源需求的持续走高的趋势，使美国在克林顿后期日益将能源问题列入国家战略议题。年下半年美国加州发生数次局部轮流大停电，使美国政府对能源问题的紧迫感愈发强烈，年至年小布什借“9·11”事件，发动对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军事力量直插世界石油储量最丰富的中亚中东地区。

“9·11”事件，是南北关系冷战后严重激化的重要标志。它进一步证实了邓小平同志的基本判断：“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5]冷战后南北问题进一步激化的根源在于目前世界资源即包括能源在内的世界常规矿物资源总量的严重短缺，以及目前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世界资源配置体系的严重不合理。这在美国军事力量深深插入中亚之后，对海外能源供给依赖日益严重而海外利益的自保能力严重不足的中国将造成巨大的能源安全的政治压力。

（二）中国国内能源安全面临的主要是结构性矛盾

能源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21世纪初中国能源安全的基本形势是供需总量大体平衡，但结构性矛盾突出。具体表现为：

1．能源平衡差额负增长持续扩大，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受能源供给和需求变化的制约。但在不同时期，能源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方面是不同的。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吨标准煤

由上表可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能源安全形势，发生了两大转变。～年的十年间，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能源因素是：能源消费不足，除～年经济过热及～年经济调整特殊时期外，中国能源生产总量大体高于能源消费总量，出口量远远大于进口量。而每次经济下滑，都与能源消费增长不足有关，而与能源供给不足无关。可以说，这10年中我国的能源形势基本是安全的。但从年起，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保持7%以上的增长的同时，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开始接近生产总量，能源进口量大幅上升。

到年能源生产总量已略低于国内能源消费需求总量，年能源生产与消费总量缺口迅速拉大，从年的-万吨扩大到-万吨。年起，中国能源生产增长加快，到年已近能源消费总量。但能源进口已从年的万吨扩大到年的万吨，出口从万吨扩大到万吨，进出口分别增长.7%和87.5%。同时能源平衡差额负增长持续扩大：从年的-万吨标准煤增长到年的-万吨标准煤。这说明，中国能源在供消总量大体平衡的同时，总消费已大于总供给，能源需求对外依存度（年进口量占年消费量的比例）迅速增大。中国能源安全形势已亮起红灯。

2．清洁能源需求增大，结构性矛盾突出。中国能源需求对外依存度迅速扩大的原因在于其内部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目前，在我国使用量最大的煤、石油、天然气和水电常规能源中，产需矛盾比较突出的主要集中在清洁高效能源品种，尤其是石油品种生产的增长不能满足迅速扩大的国内需求。

-年中国一次能源生产与消费构成

由上表可知，年～年，原煤始终是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的主体，也是中国能源结构中最稳定的部分。在年到年的能源生产消费结构的变化中，煤炭、天然气、水电供需比重大体平衡。在清洁能源中，原油生产和消费比重严重失衡：从年到年，石油生产在能源生产总量中的比重从23.8%下降到15.2%，而石油消费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从20.7%上升到22.7%，而在前两年即年曾达到24.3%。

时至年，中国原煤生产和消费均大幅下降，在清洁能源中，天然气、水电（年这部分被统称为“一次性电力及其他能源”）两项均呈平衡中上升的态势，而原油的生产和消费在大幅下降的同时，其生产和消费的比重却严重失衡，二者之间的差值高达10.1%。这样大的差额显然是通过扩大原油进口来弥补的。从这些比重关系的变动中可知，清洁能源需求增大，及由此引发的结构性矛盾是中国能源安全的主要矛盾，而石油短缺是我国国内能源安全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如下表所示：

表五：-年中国石油平衡表

单位：万吨

尽管近20年来我国石油产量有很大的提高，从年的.6万吨增长到年的万吨，但从年起石油生产开始不能满足石油消费的需求，年起进口量开始大于出口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按年均9.7%的速度增长，原油消费按年均5.8%的速度增加，而同期国内原油供应增长速度仅为1.67%。年我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

此后进口量逐年增大，尤其是“九五”期间，石油进口量从年的.9万吨增加到年的.3万吨，进出口逆差从-.9万吨扩大到-.1万吨，增长了.8%。年中国进口原油达到.6万吨，出口.2，进出口逆差-.4，与年比，进出口逆差扩大了3.26倍，生产和消费平衡差额扩大了3.17倍。我国石油供需矛盾将进一步加剧，对外依存度将进一步加大。

另外，我国石油储量和产能接替的难度尚未缓解。据国家石油工业“十五”规划提供的数字和结论显示，尽管我国第二轮资源评价表现出“我国石油储量开始进入稳定增长期”，但随着勘探程度不断提高，新发现的油田规模总体呈变小趋势，而且新增探明储量中低渗透与稠油储量所占比例逐年加大，储量品质变差，新增及剩余储量可动用性较差。全国剩余可采储量为23.8亿吨，储采比为14.8，已开发油区储采比只有10.9。

根据开发油田的一般规律，在这样的储采比配置下，稳产处于临界状态，上产难度较大。同时，在役油田稳产难度加大。主要产油区目前已进入中后期开发阶段，主力老油田进入高采出程度、高含水率双高开采阶段，主力油田挖潜效果减弱，稳产难度加大，采油成本上升。

年初中国地质科学院发表报告指出﹐除了煤之外，后20年中国实现现代化，石油、天然气资源累计需求总量至少是目前储量的2至5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主要油田都已接近生产结束期。到年﹐中国需要进口5亿吨原油和亿立方米天然气﹐分别占国内消费量的70%和50%。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在我国现有海外影响和外交控制力不变的情况下，在中国石油需求对外依存度增大的同时，我国石油安全风险也相应增大。

由上分析可以得出三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结论，目前中国能源安全现状明显表现为如下递进式矛盾结构：一是国内清洁能源，特别是石油的需求大于供给，供求矛盾呈刚性上升。二是中国能源安全问题并不主要是供给总量与需求总量的矛盾，而是由清洁能源供给不足引发的结构性矛盾，这是中国能源安全问题中的主要矛盾。三是石油又是中国清洁能源中需求增长最快而供给能力日益严重不足的品种，因此，石油短缺是我国国内能源安全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

02二、中国石油安全环境严重恶化

（一）世界石油产需总量平衡，石油需求中心与消费重心不平衡发展

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年国际石油陷入危机是国际石油需求，尤其是亚洲石油需求大规模增长所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和全国石油委员会委员，并担任过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的能源市场经济学家菲利普·弗勒格（PhilipVerlger）就当前的石油危机发表看法，他说：年世界上出现了两个新的主要角色，影响到全球的能源需求，这就是中国和印度的崛起。

90年代，这两个国家的能源消耗只有每天万桶，占全球石油消耗的5%。但是13年后，也就是年，这两个国家的石油消耗量翻了一番，在全球石油消耗中所占的比例超过了10%。显然，弗勒格将当前石油危机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和印度的石油消费的大规模增长。[13]

但近十多年的世界石油产需总量数据并不支持这样的观点：年世界石油生产和消费量分别为.0百万吨标准油和.3百万吨标准油，产需平衡差额为48百万吨标准油；

年世界石油生产和消费量分别为.0百万吨标准油和.6百万吨标准油，产需平衡差额为60.4百万吨标准油。10年间，世界石油生产总量和消费总量保持着产量略大于消费总量的大体平衡。如下表所示：

-世界石油生产、消费量

单位：百万吨标准油

这说明两点：

1．亚洲能源消费并没有造成世界石油的生产与消费总量的失衡，当然也就谈不上是亚洲能源消费增长造成当前的世界石油危机。

2．年底高居50美元左右的石油价格，并不是所谓世界石油总供给与总消费失衡所致，更不是所谓亚洲消费量增大而致，而是由于世界石油资源在确定的国际配置体系中以亚洲为主动力的石油需求中心与以西欧、北美为主的消费重心相分离所致。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世界能源“需求中心”与“消费重心”统一于欧美国家并摆动于欧美之间。20世纪90年代后，亚洲崛起造成亚洲能源需求强劲增长，并使世界“需求中心”与“消费重心”相分离。这正如饥饿的人有巨量需求但不一定有巨量消费。

这种需求与消费的分离，而不一定非得是粮食供给不足，也能造成粮食价格上涨，进而造成饥荒——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一书中得出的重要结论。目前在世界石油供给总量仍大于需求总量的情况下，人口最多、石油需求最旺盛的亚洲地区却不拥有更不能控制相应的可用于消费的石油存量。这种有需求而无相应消费供给量的现实，是当前石油价格上涨的深层原因，而产生亚洲国家这种能源需求与消费相分离从而消费“权利失败”的根源，恰恰是由北方国家不惜通过战争强力垄断的不平均的国际能源配置体制。

（二）石油需求中心向亚太转移，中国在获取海外份额油方面遇到更激烈的竞争。

由于高沸点、高能量和低污染的品质，石油日益成为支配世界能源消费的重要部分，在未来20年内石油仍将在世界能源消费中处于领先地位。至年间，世界石油生产与消费迅速上升且大体平衡，但地区不平衡性十分突出。如下表所示：

-年世界及各地区石油生产和消费

单位：百万吨标准油

由上表可知，北美洲一直是世界石油消费第一大户，但10年间，其消费总量在世界石油消费总量中的比重只上升了0.2％，同期石油生产比重却下降了2.3％。亚太地区能源生产和消费是世界增长最快的地区，10年间该地区能源产量占世界生产总量的比重下降了0.4%，但其消费总量却增长了4.7%，其增速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成为世界石油消费第一增长大户。中国和印度是亚太地区石油生产和消费大国。如下表所示：

中国、印度石油生产消费总量及其在亚太所占比重（%）

单位：百万吨

亚太地区这种石油产量比重增长滞后，消费比重却大幅上升的反差现象，预示着该地区石油供给短缺及由此引起的对外依存度将持续扩大。这是中国能源安全不可回避的矛盾。

能源自给能力及其需求对外依存度，是评估一国能源安全环境的两个关键标志。从年开始，中国的石油消费、生产、进口和进口依存度（年进口量占年消费量的比例）逐年增大，其间中国将在获取海外份额油方面遇到更激烈的竞争。如下表所示。

中国石油生产、进口和依存度的统计和预测

单位：万吨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预测还是比较保守的。年中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发布的《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的数据披露：“年中国进口原油4.6亿吨，对外依存度升至70.9%。”

（三）美国石油生产滞后，石油消费对外依存度将持续增高。

美国石油消费占全球石油消费的1/4强，而美国石油消费对外依存度则超过50%。因此美国石油供给形势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能源安全环境。美国石油产量和消费总量近10年来出现较大缺口，并且储量也大幅下降：-年美国石油产量从4.22亿吨下降到3.49亿吨，下降了17.3%，而同期石油消费则从7.66亿吨上升到8.96亿吨，上升了17%，占年全球消费总量的25.5%；～年美国已探明石油储量从亿桶降为亿桶。

在已过去的10年里，美国在石油产量大幅下降的同时，石油消费量大幅上升，这使增加石油供给成为美国外交重要议题。年美国借伊拉克战争在沙特、科威特获得常驻基地；此后美国军事力量随美国外交日益向中亚地区汇聚。年美国用“战斧”巡航导弹打击阿富汗境内目标，年美国肢解南联盟，年美国大兵强入阿富汗，年美国以“莫须有”的理由入侵并占领伊拉克，导致伊拉克形势严重动荡，油价一路飙升，国际能源环境进一步恶化。

03三．经济全球化挑战中国能源安全

（一）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石化工业压力增大

石油化工工业是我国重要的支柱产业。近年来我国石油化工工业发展速度较快，主要产品产量已居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加入WTO将使中国的石油市场及我国石化工业面临巨大的冲击和压力。

我国石油化工工业主要产品产量虽大、品种虽全，但投资和技术水平、生产成本、质量均不理想，精细化工产品对进口的依赖性大。我国国产成油中高档润滑油仅占总量的10%，质量和品种均与国际先进水平有较大差距；加工汽油中的硫、芳烃、苯含量不能完全满足国际市场要求；高附加值产品比重低，如国外合成纤维差别化率为30%至40%，我国只有10%。我国目前化学工业中，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精细化工产品所占比重仅为35%以上，而传统基础化工产品所占比重在50%以上，国内相关行业升级换代所需高档化工产品大量依靠进口。我国乙烯装置平均规模为21万吨，最大为45万吨，远低于国外先进水平。

中国加入WTO后，外商进入成品油分销市场，国内石油石化产品市场饱和乃至过剩局面更趋严峻，一般石油化工产品投资回报率下降趋势不可逆转。这将使我国石油化工工业投入资金的回收周期延长，投资风险增大。

另外，外商拥有贸易权和分销权后，将直接在中国国内设立贸易机构和分销网络，这不仅可以降低进口产品的经营成本，而且依靠其高质量的服务和管理优势与我国石油化工企业进行技术人才和管理全方位的竞争，使我国国内企业在一段时间里处于更为不利的经营地位。另一方面我国国内也存在着优质能源天生不足的问题。我国国内原油“以重油居多，含蜡量高，提取轻油的技术要求高于世界其他一些富油国”。国际上对发动机燃料提出越来越严格的环保要求。这将迫使我国在一段时间里对国外精炼产品技术及其产品有较大的依赖，并使中国石化工业面临十分严峻的竞争。

造成上述我国能源结构性矛盾的根本原因，是国际环保压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清洁能源的需求持续增大。但与国际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能源结构中清洁能源所占比重还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这说明中国对清洁能源的需求趋势十分强劲。如下表所示：

世界主要国家一次能源消费量构成（年）

单位：百万吨标准油

数据显示，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能源消费结构正好呈反向变化。表中发达国家能源消费结构均以清洁能源消费为先。在石油、天然气、原煤三大能源品种中，前二者是美、法、英能源消费的主体部分，即使在煤炭资源丰富而石油资源不足的德国，石油消费也是处于绝对优先的主体地位。中国消费结构正好相反，其原煤消费远远高于本国其他一次性能源消费量，居于绝对优先的地位。

年后，我国煤炭生产总量开始下滑，其原因是洁净能源供给和需求增大。这说明，环境保护的压力是能源产业面临的基本压力，也是促使我国能源结构发生上述变化的主要原因。而国家计委和原地矿部曾联合牵头组织各有关工业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的对我国主要矿产资源对年国民经济建设保证程度论证工作后得出结论认为，到年我国煤炭资源可以保证需求并且有出口潜力，而石油、天然气则不能满足国内需求，需靠进口补缺。年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最大天然气进口国。年中国进口原油4.6亿吨，对外依存度达到70.9%，天然气进口量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升至45.3%。

（二）“入世”给其他常规能源供给带来新压力

1．世界煤炭工业迅速发展已使我国煤炭生产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煤炭是我国的主要能源，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支撑，目前约占一次能源构成的67%以上，远高于国际24.37%的平均水平。[26]但同时我国煤炭生产仍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是，组织结构不合理。年全国矿井平均每处产煤只有3万多吨，国有重点煤矿平均年生产能力80万吨，市场占有率不到0.5%。没有形成产、运、销一体化综合经营体系，经营效益受外部条件严重制约。

二是技术和装备水平低。全国煤矿非机械化采煤占60%，大中型矿井生产设备老化，中型煤矿生产技术水平极低，生产工艺落后，破坏和浪费现象严重。

三是产品单一。年，中国采煤机械化程度仅为45%，远低于世界主要产煤国家80%～%的先进水平，煤炭科技进步对煤炭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24%左右。年全国原煤入选比重只有35%，大量原煤未经加工直接燃烧，洁净煤技术开发利用进展缓慢。煤炭产业链短，高附加值产品少。

四是国有煤炭企业受煤炭市场价格下滑影响，处境困难。国有重点煤矿整体亏损，煤款拖欠严重。自年起我国原煤产量大幅下滑，从年的13.96亿吨跌至年9.98亿吨，回到12年前即年的水平。年中国煤炭产量才勉强接近年水平，达13.8亿吨。

另一方面，世界煤炭工业迅速发展已使我国煤炭生产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近年来世界煤炭工业通过兼并联合和跨国经营，竞争力增强。主要产煤国家中，前三四家煤炭企业市场的占有率提高到40%以上。德国矿井平均生产规模达到万吨，英国万吨，煤炭生产技术向遥控和自动化发展，煤炭工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

目前日本、美国及欧盟国家开发洁净煤技术已先后进入工业化应用阶段。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能源供应将在一个更加开放的体系中配置，国外优质低价能源进入我国市场，将对我国技术和管理及与发达国家比尚不具备竞争优势的煤炭企业发展形成相当大的压力。

2．天然气在我国勘探和开发利用都相对落后

目前天然气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比例远低于24%的世界平均水平和8.8%的亚洲平均水平。年中国天然气产量在能源生产总量中仅占2.6%，天然气消费在能源消费总量中却占2.2%；年，中国天然气生产总量占能源生产总量中的比例提高到5.3%，消费在能源总消费中的比例提高到6.4%。年成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之后，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最大天然气进口国，并且这一趋势还将继续。年进口原油4.6亿吨，对外依存度升至70.9%，天然气进口量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升至45.3%。

我国天然气预计可采储量7万至10万亿立方米，可开采95年。但同时我国天然气工业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我国绝大多数天然气产区地质条件复杂。如产层薄、含气丰度低和埋深大、地表条件恶劣，这使得上游成本投入高。另一方面，我国集中于西部的天然气产区和集中于东部的消费区相距较远，管输费用高，占气价比例较大。这使得我国天然气价格偏高。其次我国天然气消费结构不合理。目前我国天然气主要用于化工、油气田开采和发电等工业部门。它们天然气消费所占比例在87%以上，但天然气作为工业燃料的气价承受力差，而气价承受力最大的居民却在天然气消费结构中所占比例不到11%。目前全国有配气管网的城市少，新建和改扩的资金用量大且难以保证，这无形中加重了天然气工业压力。

3．中国电力生产使用清洁燃料的成本将不可避免地大幅提高

目前我国电力生产主体部分是火电，而原煤是其燃料构成中的主体部分。在清洁能源中的水电与核电生产量在一次电力生产总量中的比重在大幅提高：年，我国水电产量与核电产量在一次电力生产总产量中仅占2.4%与0.2%，到年水电产量与核电产量占当年一次电力总产量中的比重分别提高到4.2%和0.6%。[32],中，中国只在水电方面居于世界的前例，核电则远远落后于其他工业发达国家。这可从世界主要国家的总装机容量及核电在其中的比重比较中可以看出。如下表所示：

世界主要国家总装机容量

单位：万千瓦

表中，年中国电力总装机容量及水电装机容量及热电、水电、核电各项在其中的比重，与年的美、加、法、英、德几个发达国家相比，热电和水电均居第二，但核电装机容量则远远落在其他发达国家后面，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发展核电在中国具有相当大的开发空间和潜力。鉴于中国热能生产以高污染的煤炭为主要原料，而石油和天然气又不可能大规模进口被用于电力生产，因此，未来中国电力生产中，用于煤炭洁净技术的及发展其他清洁发电燃料的成本将不可避免地大幅提高。

4．中国海外能源依存度增大的同时，对海外能源运输安全保障的能力却严重不足

能源安全，说到底是国家能源的对外依存度与国家对国际事务的政治、军事参与和控制能力之间的比例关系。对能源供给短缺国家而言，国家石油安全系数与国家对世界事务的外交和军事参与及控制能力成正比，而与该国能源需求的对外依存度成反比。一国能源对外依存度越大，对外军事外交参与能力越小，则该国石油安全系数就越低，不安全的风险就越大。

对于现代国家而言，国家参与和控制世界事务的能力，就其核心部分而言，是海军在世界范围自由行动的能力。目前在世界各大国中，中国海上政治军事参与控制能力相对较弱，与此相应，在同等对外能源依存度的国家中，中国能源安全系数也较低。美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大大高于中国，但美国对世界事务的外交和军事控制能力居世界各国之首，因此，美国能源安全风险系数大大低于中国。

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目标，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必将加快，石油需求将继续呈强劲增长态势。如不采取积极有效的能源战略，我们就不能保障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已达70.9%和45.3%[33]海外能源进口安全。目前，国际石油主要出口地区是中东，以10万吨位级的油轮从海路运输到中国，在国际矛盾紧张的时候，是否可以顺利地通过已经极为繁忙的马六甲海峡都是疑问。显然，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的增长以及中国对海外能源利益的强力维护手段不足等现实，将增大中国能源安全的风险及化解这些风险的资本支出。

中国加入WTO，对中国能源而言，意味着其生产与消费参与全球能源配置体系，其安全也融入国际安全体系。目前中国的能源供需已融入世界。年中国原油进口来源地区及份额分别为：中东地区56.2%，非洲地区22.5%，亚太地区14.4%，欧洲中亚地区6.9%。这说明，中国能源安全已成为世界能源安全体系中的一部分，中国能源安全与国际能源形势的变化发生着互动关系。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来源：昆仑策网，修订发布）